这次受伤是出乎意料的。我们红卫兵组织有七百余人，我是主张文攻反对武斗的，而对立派只有几十个人，可当他们突然大打出手的时候，我却毫无防备，也便吃了苦头。在那个人们近乎疯狂的时代，是无是非可言的。为此，我在医院住了26天后，回校便解散了我们的红卫兵组织，回家休养。

　　一九七０年底，我高中毕业了，便怀着愉悦的心情赶到离家二十多里的历亭古镇，去看望我敬重的奇妈。奇妈见到我高兴极了，马上捧出一件崭新的蓝制服，让我穿上，并笑着说：“宝莲也高中毕业了，这是她专门为你做的过年的衣裳，你喜欢吗？”我竟一时无语，这是我根本意想不到的。吃过午饭，我要回家，奇妈拦住我：“宝莲去同学家串门儿，很快就回来，她亲眼看一看你穿的新衣服，会是很高兴的。”不一会儿，宝莲拉着女同学小桂说笑着回来了。宝莲看着我穿上她做的新衣，压抑着激动，轻轻问了一句：“还合身吗？”我有点儿受宠若惊，不知所措，只是觉得脸上发热。临走时，宝莲递给我一捆韭菜：“这是妈妈专门为你家过年买的韭菜。”回家的路上，我觉得那自行车格外轻快。

    那年春节，我全家过得高兴极了。那年代，过年能吃上韭菜水饺，是一般人家做梦也想不到的。村里还传说，我找了个城里的媳妇，还是县里科局长的千金呢！我猜，这美好动人的故事，准是院中两个弟弟小来和小顺的创意－－年前他们一起和我在奇妈那里吃过饭。

　　过年的余兴未消，灾祸降临了。我被县里定为“五．一六”反革命嫌疑,  关进历亭二中的“清查学习班”。在四个手持棍棒看守的监视下，被批斗５７天后，便不了了之的“解放”了。有点儿象阿Q稀里糊涂的去坐牢，让人哭笑不得。一九七二年，县里又给平了反，说是清查错了，又是开大会赔礼道歉，又是赔款（给了３９块９角的所谓生活补助费）。尽管如此，造成的坏影响是抹不掉的；对我的心理伤害是永远难以平复的；特别是对于正处在青春期的我们，造成的灾难性后果，是永远也补偿不了的。在人们的心目中，地富反坏是黑色的，革命群众是红色的，而我们受清查者就是“灰色人物”。再也难以看到人们艳羡的目光，取而代之的是疑惑、蔑视或同情等不可言喻的目光。我考大学的理想，被冷酷的现实撞得粉碎。

　　那年代，村里流行早婚。我２３岁那年，成了村里显眼的“困难户”。父母沉不住气了，于是给我盖了房，张罗着说媳妇。我也只好面对现实，便向印象好的女同学发出求婚的信号；结果，有的明确拒绝，有的婉言推辞，有的则没有回音，就是在我受伤后哭成泪人儿的晨露姑娘们也都退避了；真是“高天滚滚寒流急，万花纷谢一时稀”。我一下子跌进让人鄙夷和冷落的深渊。

　  宝莲是我心爱的姑娘，她对我也有良好印象，但是我却没有把她列入择偶的范围，因为我们之间的地位差距悬殊。当时，宝莲是国营工厂的正式职工，又是革命干部家庭；在人们眼中，她是属于天堂里的人。而我呢，不但家庭贫困，还是个令人歧视的“灰色人物”，象是站在地狱门口的人。过去那动人的传说，也只能埋藏在我美好的记忆里。尽管如此，我还是把她当做知心朋友，跑到县城里找她倾诉一腔委屈。在她屋前的树荫下，我们坐在小板凳上，促膝畅谈了一个中午；她还是和过去那样，不时报以灿烂的微笑；又那么语重心长地劝导：“你不要悲观丧气，你依然是我敬佩的才子，你超人的才能不会被埋没。形势会好转的，时机一到，你就会象雄鹰一样展翅高飞，而我们可能是望尘莫及的．．．．．．”宝莲那份热忱和催人奋进的话，如一股暖流漫遍全身，让我在失落中又重新找回自尊，于是，暗自决定：暂不找对象，等待转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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